疫情爆發時醫學和科學很重要，但為何「哲學」也扮演著關鍵角色？
楊元傑博士後研究員、林映彤助理教授、嚴如玉副教授
新冠肺炎爆發以來，台灣民眾最關心的是醫學和科學相關的話題，例如：今日是否有新增病例、全面普篩對預防疫情是否有效、疫苗什麼時候問世等等。此外，以醫療公衛專業為主的防疫指揮團隊，也成功帶領台灣控制疫情。
這一切似乎都給了我們一種錯覺：當社會面臨到疫情災難時，科學很重要，而像哲學這樣的人文學科就派不上用場。然而，其實哲學在這個動盪的疫情社會中，仍然默默扮演著關鍵角色。
以下我們將挑選三個疫情相關的重要哲學議題，讓讀者了解哲學是如何在災難中成為社會助力。
哲學問題1：珍貴的防疫資源應該如何分配？
哲學家對於疫情的一個主要貢獻，在於將政治哲學中關於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的討論，應用到緊急醫療與防疫資源（包括口罩、隔離衣、呼吸器、負壓隔離病房和疫苗）的分配上。
政治哲學中，「分配正義」討論的是社會中分配利益和負擔的最佳方式（譬如分配收入、財富、權利、榮譽、公民責任等等）。而在疫情資源分配的脈絡中，常見的爭議就在於誰能優先獲得某項稀少珍貴的防疫資源？怎樣分配才公平？
不同的政治哲學理論對於什麼是分配資源的最佳方式，提供了各自的論述和原則：
- 羅爾斯的正義論運用「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概念：強調社會應該盡可能地公平分配權益和資源，而且這種公平不應該只是齊頭式的平等，還應該追求矯正社會既有不公平分配的實質平等。
- 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強調尊重個人自由，減少政府干預，因此更傾向推崇市場經濟的分配制度。
- 道德應得（moral desert）原則：強調個人應該因為某項道德相關的特質而得到相應的對待，例如面對在疫情中付出更多防疫努力的人，我們或許可以說他們「應得」更多的資源。
- 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強調分配正義即是「最大化最多人的福祉」。
目前各國對於疫情中醫療資源的分配，最常見的即是採取效益主義的原則，尤其當面臨到急診或緊急醫療事件而需要決定誰優先獲得資源時，醫界所習慣的黃金準則是盡可能最大化資源使用效益，救活最多的人。（註1）
然而，效益主義不是緊急資源分配正義的唯一解答。許多強調社會正義與平等的批評者，會指出最大效益與公平分配之間的衝突，並且提議適度地增加弱勢族群在取用資源上的優先性，以達到更實質的平等狀態。
這樣的立場經常會引用羅爾斯正義論的論述，也與美國在就業和教育機會上有時實施的「優惠性差別待遇」（affirmative action）之精神相符。這項政策指的是在分配特定資源時，給既有的弱勢群體特殊的優惠待遇，例如在錄取大學生時實行考試加分或族群比例制（就前者而言，台灣也有類似的政策）。如果套用在防疫上，就是在分配疫情緊急醫療資源時，也須特別注重照顧醫療照護體制中既有的弱勢群體。
此外，同一種分配正義原則會適用於不同的醫療制度嗎？雖然美國哲學界與倫理學界對疫情下分配正義的議題討論甚多，但在台灣公共健康保險制度中的分配正義，可能更強調醫療資源的公共化，這和美國重視私人醫療保險制度的市場經濟分配制度有所差異，所以也會引申出不同原則的疫情資源分配正義。
最後，台灣社群的倫理道德觀念與價值選擇，也會影響我們對於分配正義的理解。例如比起西方國家重視個人自由的社會觀念，台灣更加重視社群共同體的連結，這很可能有助於更加平等主義的分配模式。所以關於台灣脈絡下如何找尋到疫情緊急醫療資源的最佳分配方式，熟悉台灣文化脈絡的哲學家們將有責任進行分析研究並提出相應的解方。
哲學問題2：如何信任專家學者的防疫指引？
處理新冠肺炎的大流行，的確須仰賴科學家的嚴謹研究和指引，例如專家們運用流行病學的科學方法，評估什麼樣的防疫措施能有效降低傳染率。然而，要怎麼讓大眾相信科學證據，並遵從學者專家們做出的指引，卻不是科學本身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例如，雖然許多科學證據支持戴口罩能有效降低傳染率，但在美國仍然有許多民眾質疑政府強制人民戴口罩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台灣每百人的篩檢數只有0.3，遠低於英國的9.5、義大利的7.5和美國的7.2，因此部分台灣民眾開始質疑低篩檢數的政策合理性。然而部分科學證據顯示，「在政府效能高、人口老化程度高、病床多的國家，例如台灣，提高檢測數對於降低死亡率的效果比較不明顯」（註2）。
上述這兩個例子，說明了如何讓民眾信任學者專家的防疫指引，不是光靠嚴謹的科學證據就能解決的問題。
一般人是如何對科學家或專業權威的知識產生信任呢？這個問題在哲學界已經存在許多現有的分析和討論，也因此能幫助我們更加理解甚至解決防疫過程中，公民和防疫指揮團隊之間的信任問題。
哲學家在知識論領域中，探討了知識依賴（epistemic dependence）和知識信任（epistemic trust）的條件。
知識依賴描述的是我們在個人層次沒有足夠知識或證據的情況下，需要透過專家權威性的意見來建立我們的信念和知識。例如在疫情中，絕大多數人在不了解流行病學的情況下，我們必須透過知識依賴，才能相信專家對疫情的建議或規劃的政策。知識信任則描述了知識依賴中的信任狀態：一個在特定知識方面不足的人，相信權威專家所說的為真。
從需要依賴專家的民眾角度出發，常見幾個知識信任的條件包括：
- 專家在這件事上有相應的能力。
- 專家對一般人進行了有效的資訊傳遞。
- 一般人願意「依賴」專家，並在無法自行確定的情況下承受被欺騙或誤導的風險。
- 一般人對專家有信心。此處的信心除了道理上的被說服，也包含情感層次的認同或依賴（例如感覺專家很真誠，或是對專家有情感上的認同）。
- 如果知識信任牽涉到後續的政策或行動，那麼一般人還須相信專家的看法不會危害到自己的價值或利益。（註3）
依據這些條件，我們就更有能力分析什麼情況下，自己應該（或實際上會）相信專家團隊所呈現的科學知識。例如，在缺乏「知識信任」時，很可能代表我們當下並不願意承受被欺騙或誤導的風險。
而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分析，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是個體的個性對於風險的承受度低，還是因為依賴專家所言的風險過高？若是後者，政府專家便可能需要改變特定政策（例如防疫資源分配）的制定和宣導方式，譬如增加決策透明度以增加民眾對專家的知識信任。
因此，關於「知識信任」的討論，也能讓防疫單位更清楚分析，若民眾產生對專家的不信任時，可能是什麼條件所導致，從而進行改善並讓民眾更願意配合專業的防疫指引，促進整體防疫的成效。
哲學問題3：民主的難題──自由誠可貴，健康價更高？
另一個疫情中常見的哲學問題，是在公共利益與個人自由的衝突之間，如何找到平衡點。例如封城隔離、限制居住與遷徙自由、限制上街抗議自由、追蹤手機定位、強制戴口罩或甚至強制施打疫苗等政策，都會限制或侵害個人自由，那麼這些措施在何種狀況下，才有正當性和合理的道德基礎？
此外，當民主政體的政府做出限制個人自由的決策時，應該如何納入正當的民主程序和透明性？關於這些問題，哲學家能討論不同種類的「自由」概念，進一步分析各種措施以及各種自由的關係，並探討什麼情況下公共利益應該優先於自由，或是剛好相反。
此外，哲學家也能透過討論民主與透明性的不同形式，比較民主國家對於疫情處置的優劣。
值得一提的是，在東亞社會中，「秩序」重於「自由」的文化傳統存在已久。台灣或多或少承襲了這一東亞政治文化風格，卻也獨立發展出蓬勃又多元的民主文化。
在這樣的特殊脈絡下，身處在台灣的哲學家能提供更多獨特的觀點，分析台灣社會中獨有的公共利益與個人自由之間的衝突，並探討民主決策的程序在台灣防疫政策中應該扮演的角色。
小結
當我們深處巨大的集體災難時，將面臨到比平時更多的社會衝突和道德難題，而這些問題背後往往牽涉到許多重要的哲學理論和原則。因此，也正是在這樣的時刻人們更需要哲學的幫助，指引我們走出疫情社會所面臨的難關。（註4）
(本文原刊於【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網站，原網頁請點此處。)
註釋
- 謝宛婷、林秀娟、林宏榮著。COVID-19大流行：匱乏醫療資源的分配倫理、臨終人道關懷和健康照護機構的法律責任。《臺灣醫界》63:7，頁51-57。2020.07。
- 哪些國家普篩有助減少新冠死亡？ 陽明中山大學有解答（聯合新聞網）
- Bennett, M. (2020). Should I do as I’m told? Trust, Experts, and COVID-19.
- 在國立陽明大學防疫科學研究中心（MOST 109-2321-B-010-007）的支持下，我們將持續針對文中提到的議題進行探討，以了解台灣脈絡下疫情所衍生的社會影響，並促進政府與公民社會對COVID-19相關哲學議題的討論。